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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瓦当:如何写远比写什么更具有专业性

更新时间:2019-08-12

  瓦当,诗人、作家,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著有《多情犯》《到世界上去》《在人世的悲伤》《古代的海》《慈悲旅人:李叔同传》等。

  钱钟书曾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但若依拙见,史景迁的小说功力,实不在钱钟书之下,甚至更为高明。史景迁、魏斐德、孔飞力三大汉学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称其为三大小说家也不过分。海外汉学中的一大部分都以小说笔法见长,保罗·法兰奇的这部引人入胜的非虚构作品也可归入其中。看来,有必要发明一个概念,不妨叫做“历史学小说”,指称一种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叙事,一门学术化的新小说文体。

  魏斐德在自己的书中将抗战时期治安混乱、犯罪猖獗的上海城西命名为“上海歹土”,与之相对,《午夜北平》描绘了同一时期的“北平恶土”。作品借助一件不乏情色的少女尸解案件的侦探过程,抽丝剥茧地展开各色人物的行为、心理,细致入微地塑造与还原了令人恐怖不安的时代氛围。所谓“北平恶土”,指的是北京城里介于洋人居住的使馆区与旗人所居住的鞑靼城(即内城)之间的一片藏污纳垢之地。那是一片属于流浪汉、逃犯、无法无天者的乐土,也是一片叙事学上的飞地。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发育出历史细部畸形的真实,将异国情调、地下社会融为一体,锻造出奇异的风景。

  有意思的是保罗·法兰奇最早是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一处注脚注意到这个案件,案件就发生在斯诺家不远处,死者和她父亲他都认识。在斯诺宏大叙述忽略的地方,保罗·法兰奇展开了漫长而详细的调查追踪,最终贡献出了这部堪称华丽的黑暗之书。尽管这起发生在乱世的异国少女之死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战争所淹没,但通过《午夜北平》被奇迹般地复活,并可以想见将永远栩栩如生地存在下去。作者似乎借此告诉我们,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所有的不幸都需要抚慰,所有的正义都会通过书写得以伸张。

  旁门左道,往往意味着不被正统所容的精神历史现实。在中国的精神文化史上,那是儒释道信仰之外的晦暗之地,鱼龙混杂、神人杂处的魔域,也是芸芸众生聊以寄托的桃源。它像野草一样不断被删刈,又不断蓬勃兴起。它既给人精神抚慰,又吞噬人心。像一座黑暗不见底的深渊,中间又有幽微之光引诱着人不断奔赴其中。

  本书的主角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五通神,它既能给人带来意外之财,又以、残暴著称。作者通过对五通神信仰的考察,揭示出包裹在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一种暧昧,一种残酷生存现实与理想天国之间危险的平衡。那是阳光照耀不到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一种精神生活,却在不知不觉中型塑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性格。

  本书台版副标题原作: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所谓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实是近代基督教来华传播的伴生之物。如古腾堡圣经开启现代印刷文明,技术的进步往往带来天翻地覆的文化变迁。历史的吊诡亦常表现为种种歪打正着、曲径通幽。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的闭关锁国一度使得基督教东传难以为继,聪明的马礼逊意识到传教士不能进入中国,但书籍却可以进入,于是印刷出版遂变为传教的必要手段。由于中文木刻人才难寻,遂努力发展出以西洋金属方法制造中文字模,即所谓“铸以代刻”。传教士及其中文印刷所先是辗转于马六甲、巴达维亚等南洋各地,最终成功移植中国本土,且扎下根来,结成硕果,进而影响到中国现代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文学、科学等方方面面。

  本书梳理了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印刷出版史专著,同时也是一部基督教传教史。一体两面,相互成就,不可或缺。作者苏精将近代传教士中文文献视为又一座敦煌藏经洞,此书可谓是撬开了一道门缝。

  黄一农先生由天文学家转行做历史学家,从宏大眩目的时空尺度和无限精微的细节之处同时着力,不免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欣喜。本书将明清天主教放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考量,展现耶稣会士与中国士绅之间的对话,继而以王澂、魏学、瀚霖等信徒为例,探索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并对著名的礼仪之争做了重点描述。问题的宏伟与材料的丰赡,给人蔚为大观之感。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两头蛇”是不祥的象征,见之者死。春秋时期孙叔敖杀两头蛇的故事被作为义举,广为流传称颂。本书以“两头蛇”指代纠结于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早期天主教徒,写出了他们首尾两端、犹豫一身的矛盾与挣扎,精神与际遇的分裂。放大观之,即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适。这种两难的宿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今天读此书,并不对内中的人物困境感到陌生。

  上世纪二十年代,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常盘大定先后五次到中国踏察佛教史迹。其时,天下是一盘动荡无常的棋局,远未大定。常盘既感慨中华文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又忧心一旦未来中国醒来(走向现代化),千古文明会不会被荡然殆尽。如其书中所言,“国土虽分东西,人心不隔彼此。”他的考察行为开始就有一种历史的紧迫感,不仅收集史料、勾沉记忆,也记录寻访过程,地下六合码报从而保留了鲜活的现场。在他目光所及之处,无论凋敝的城镇,土匪出没的乡村,护照上提醒“不靖”的孔孟故里,乃至古寺夕照,荒草枯树,无不诉说着古老中华的衰落与病困,也衬托出末世的荒凉与宗教的肃穆。

  常盘大定的考察以隋唐为中心,上溯南北朝,下迄两宋,尤以北方关注最多,多补前人所未涉及,殊为难得。今天看来,本书以及他与关野贞合著的更为宏伟的《中国文化史迹》,不但是珍贵文献,更具奠基之功。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和人格魅力的作家、哲学家,英年早逝的加缪,所留下的一切文字都值得珍惜。人们对加缪的特别热爱,是因为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充满热诚与睿智地爱着人类,爱着自己。继其生前未竟的长篇小说《第一人》之后,加缪生前的艺术草稿和随笔以《加缪手记》的名义被陆续整理出版。这可能是加缪奉献给读者的最后的文字,又是其最原始鲜活的思想,保持着生动的表情和心跳。

  这是研究加缪其人和思想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这些片段当中闪现着高贵的日常,涌动着思想的源起。一个人如何孤独、勇敢又温柔地迎向虚无,跃然纸上。阅读这些文字,一种共时性使得我们与它的主人紧紧联通,那就是若有若无的现代人的命运。那来自文字背后的坚定、友善之手,依然能够将我们抚慰。

  “浪荡子”的概念最早来自波德莱尔,波德莱尔以其充满感官色彩的诗歌以及关于巴黎城市景观的卓越摹写,成为“浪荡子”美学的鼻祖。本雅明和福柯对其都多有发扬,彭小妍亦受此启发,以旅行、摩登、跨文化为关键点,开掘出一段融合人物、文本、观念的现代性文化旅行故事。

  同其他文化风尚一样,浪荡子美学也经历了一个西风东渐的过程,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疯狂年代”,继而传播至东京和上海。毫无疑问,它是都市化和现代化、国际化的产物,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文化、时代生活的多样性与流动性。

  从保尔·穆杭到横光利一,再到刘呐鸥、穆时英,彭小妍梳理了东西方浪荡子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关联以及背后的现代性文化潮流。这是一次饶有意味的探寻。作者使我们看到,浪荡子如何把浮光掠影的外在之物纳入自身,自己又成为外在之物。通过对摩登与时尚的译写,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文化身份。那是一种局间性的调和,又构成现代性认知的新起点。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著 周兵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凭借《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等一系列不无炫技的作品,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俨然可以位居当代最会讲故事的历史—人类学家之列。前者被誉为后现代史学和微观史学典范之作,后者则利用独特的材料,别具匠心地建立起关于赎罪的诗学。《行者诡道》再次展示了她利用、组合史料,展开深度多重叙事的高超技艺,借助手抄本、档案和前人著述,立体化挖掘展示了多样性的人物,也重构了当时的非洲与伊斯兰世界。

  与马丁·盖尔的故事类似,在戴维斯之前,十六世纪非洲穆斯林外交官瓦桑的传奇故事,已被西方知识界广为知晓,且被反复书写过。如黎巴嫩裔法国小说家阿敏·马卢夫的《非洲人莱昂的旅程》,被翻译成二十七种语言,并先于本书一年译成中文出版。这里的莱昂,就是瓦桑。除此之外他还有多种译法,像他的多重面孔,散发着神秘的魅力。瓦桑曾被葡萄牙海盗掳掠,敬献给罗马教皇,并改变信仰,在奉献了一部影响了欧洲对非洲认识的《非洲寰宇地理志》后,悄然消失在历史深处。

  戴维斯的著作有如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结合文本批评和推理、演绎,勾勒出身处两大对立世界夹缝中的主人公的心像。戴维斯的写作是方法论的胜利,她的成功再次指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如何写远比写什么更具有专业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揭开了台湾历史深处一段隐秘的伤痛。影片中,囚犯们合唱一首深情忧伤的日文歌曲为即将就义的狱友送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幌马车之歌》。《幌马车之歌》实际是一首“歌唱满洲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日本歌曲,这个出人意料的细节显示了历史情感的多义与复杂。

  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及《好男好女》的故事原型,即来自蓝博洲的纪实作品《幌马车之歌》。《幌马车之歌》通过对被遮蔽的台湾左翼运动史的挖掘,打捞出历史灰烬里的牺牲者,重现了种鐘浩东、蒋碧玉等左翼青年在五十年代中的悲凉境遇,以此修复撕裂的历史意识与国族疼痛。

  作者糅合新闻、史料、口述、图片,编织成一个多面立体的叙事文本,将诗性的品质与小说的可读融为一体,达到了很高的写作成就。而始终保持如一的冷静、克制和简洁的文风,更能传递出历史深处的悸动。

  [美]凯文·伯明翰 著 辛彩娜 冯洋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

  《尤利西斯》被誉为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天书”,而其诞生的历史是一部同样精彩而惊心动魄的大书。借用作家薛忆沩在本书序言中的统计,围绕《尤利西斯》的合法性的战争,跨越大西洋两岸,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这创造了与《尤利西斯》平行的又一个神话。

  今天的读者恐怕已很难理解《尤利西斯》因何危险,以至于被禁止被焚毁被走私被查没,这其实要归功于《尤利西斯》本身的胜利。这部前所未有的作品,将世俗神圣化和神圣世俗化融为一体,最美丽最淫秽最肮脏也最洁净。它是对腐朽的文学语言和旧的道德世界的全面开战,一旦取得胜利,也永远改变了文学的标准。伟大的小说总在探测着危险的边界,从而在现实空间里不断拓展着人类心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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